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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新活力 展现新作为——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企事业单位******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河北石家庄：“税动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耿建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和接续措施分批推出，成为减企业之负、增民生之福、保发展之稳、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日，记者来到京畿之地的河北省调研采访，走进位于石家庄正定科技工业园的新大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淑凡告诉记者：“今年前三季度，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达到980万元，真金白银的‘红包’加速了资金流动，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整体活力。”

　　张淑凡道出了不少企业负责人的心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各项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惠政策落细落实，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就石家庄而言，今年1至10月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77223户，同比增长8.58%。

　　159亿元退税款到账，真金白银“活血”实体经济

　　立冬节气刚过，11月10日，石家庄提前五天启动供暖，让广大市民感受到暖意的同时，石家庄市西郊供热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文智也感受到了税收政策的温暖。

　　“我们公司负责全市1300万平方米11万用户的供热工作，早在供暖期到来前，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就把公司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大礼包送到我们身边，耐心细致地解读政策要点、指导如何填报。”杜文智细数着公司今年的“政策红利账单”说：“我们已经享受了留抵退税1290万元，这次还能享受向居民个人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免征增值税1260万元。”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今年退税减税的“重头戏”。据统计，截至11月10日，石家庄已有159.12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成为市场主体的“及时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石家庄，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落地，进一步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五大产业发展，为主导产业赋能蓄力。石家庄市高新区昌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主要投资建设的河北省重点项目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建设初期资金需求非常大。“今年我们收到的留抵退税款直接以现金形式退还，切实解决了公司流动资金的问题，有利于项目建设更加顺利地推进。”公司总经理王勇说。

　　对河北粟凝香食品有限公司来说，税惠政策让“丽阳晒醋”这一河北老字号的酿醋晒醋技艺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创新。公司负责人袁会然告诉记者，公司今年享受到了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延缓缴纳税费等税收优惠22.6万元。有了这些资金，公司将扩建万坛大晒场丽阳晒醋文化园，研发原浆晒醋新品种，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更强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苏利玲介绍：“作为河北省体量最大的区（县）税务局，我们要为7万纳税人和35万缴费人提供税费缴纳服务。今年以来，我们不断推进‘精细服务’改革，不折不扣落实税费政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便捷高效的办税服务。通过入户走访、线上服务、‘一对一’辅导等方式，及时掌握企业在享受政策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开展定制服务、精准辅导，保证税费红包‘精准直达’。”

　　被企业称作发展“千金方”，加计扣除赋能科技创新

　　走进位于赵县的河北兴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00吨多杀菌素的新项目正在建设。这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生产农药、兽药原料药及制剂产品为主，其主导产品阿维菌素发酵规模名列全国产能前列。

　　“我们公司今年实现了稳步发展，正在筹备上市。”公司总经理刘进峰告诉记者，兴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有能力把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政策抓手。这一政策对准的是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研发支出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比例多扣除一部分，进而减少企业应纳所得税，为企业增加现金流，同时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促进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刘进峰对此深有感触：“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活力之源，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公司的研发投入一直很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产生了很好的正向激励作用。”

　　记者了解到，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中，石家庄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享受户数、金额实现跨越式提升，在全省保持双第一。最近公布的“2022石家庄科技创新百强企业”榜单显示，石家庄百强企业研发总投入为169.7亿元，新申请知识产权3948件，新授权知识产权2537件。

　　11月初，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圆满完成巴西饮用水处理项目，该项目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铝穹顶盖作为储罐顶盖，在耐腐蚀、轻量化、外观等方面实现突破，进一步提升了在环保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一直以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都是我们科技研发的重要支持，去年我们享受到375万元的研发费加计扣除额，今年前三季度已经申请享受了310万元的加计扣除金额。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快新能源协同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开发，在水治理领域创出佳绩。”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丁文战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们主要研发生产抗病毒类药物，这类药物研发周期长、资金回流较慢。”位于深泽县的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素娜透露，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实际节省税款支出400多万元，税收红利就像一副“千金方”，为企业增添了实打实的创新动能。

　　“小微”群体最受益，政策“红包”提振发展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小微企业是十足的好消息。”石家庄宇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俊豪激动地说，今年以来，公司累计申请缓缴了30万元左右的税款，缓解了因场地搬迁面临的新厂房租赁、设备器材搬运等多项花销带来的资金压力，对企业来说相当于一笔“无息贷款”。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韧性、就业韧性的重要支撑。但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尤其是近几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资金压力较大，有的甚至面临工资发放难及社保缴纳难等难题。

　　因国内外订单需求持续增多，河北汇康日用品有限公司适时扩大生产规模、购买设备器具，资金周转却出现很大困难。国家税务总局元氏县税务局了解到情况后，辅导企业申报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款18.63万元，并打通“快车道”，在3个工作日内就帮助企业完成出口退税。企业负责人郭雨萌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已累计收到出口退税1321万元，不仅速度快，还不用提交纸质材料，足不出户就能办完所有流程。同时，税务部门还帮我们对接金融机构，让我们获得了100万元贷款，进一步缓解了资金压力。”

　　对石家庄众多中小微企业来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方式充实了现金流，起到了提振信心、激发活力的积极作用。在石家庄市已获得留抵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达93%，是最主要的受益群体。在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中，小型微型企业占比超七成，同样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主力军。

　　政策效应的叠加，营商环境的提升，激活了石家庄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2022年，石家庄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65家、2899家、15262家。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缩影。目前，河北正积极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转变，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也对河北省税务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全国税务系统‘精细服务’改革的试点，河北省税务部门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觉把信心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紧紧围绕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全面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以税收现代化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助力河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程俊峰表示。

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处处都是装卸作业的繁忙生产景象。韩加君摄/光明图片

　　【记者手记】

　　严寒中的努力坚守

　　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宋喜群

　　12月10日23时31分，甘肃省甘谷县冀城产业园的户外气温已跌破零度。在杰瑞负极材料项目现场，六七位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还在变压器前忙着做最后的检查和调试。

　　他们是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的员工。今年3月11日，杰瑞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开工建设。这是甘肃省和天水市大力支持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一期占地1000亩，投资25亿元。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可再生能源，而负极材料则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主要为石墨类材料。”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光向记者介绍，等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锂电池负极材料的大型生产基地之一，还将为当地提供1500个就业岗位。

　　12月11日1时39分，随着国网天水供电公司调度中心下达送电指令，该项目顺利送电，现场发出一片欢呼声。

　　工程部总工程师崔树桢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近一个月以来，为了确保项目成功供电，他和同事经常加班到深夜。“现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正式供电后，车间就可以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为接下来的试生产打好基础。”崔树桢说。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公司克服疫情影响，140多名员工全力以赴抓工期、赶进度，现场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保证项目如期推进。生产部经理于文晓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7个生产车间已全部封顶，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将在春节前夕进入试生产阶段。

　　在项目建设现场，厂房的门窗尚未安装到位，临近冬至，当地夜晚的气温跌至零下十摄氏度。生产部员工牛倩全正忙碌地往返于120个窑炉之间，给窑炉烧煤保温。“他的责任心很强，总是不畏严寒，不怕辛苦，力争把任务完成好。像牛倩全一样，我们的员工都很敬业，知道项目现场正缺人手，没有人轻易请假。”于文晓说。

　　每一位员工都立足本岗、尽职尽责，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项目没有一天停工，建设进度如期推进。“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为了让投资尽快见到效益，也是为了回报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闫光说，1号石墨化车间预计在本月底率先进入试生产阶段，大家都摩拳擦掌，满怀期待。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电焊工陈井坤在联箱分厂作业。新华社发

　　【基层心声】

　　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讲述人：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陈挺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扛起“高质量发展的大旗”，企业责无旁贷，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

　　成立三十年来，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我国无线电频谱监测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华日通讯始终秉持“振兴中国无线电民族产业”的企业使命，在无线电频谱管理领域不断深耕，不断前行。

　　华日通讯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除了涵盖行业全系列的产品形态外，近年来还在无人机管控、铁路频谱监测、5G背景下车联网等物联网应用场景频谱监测和卫星干扰定位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华日通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新时代十年成都制造业发展优秀企业”。

　　这些年来，我们企业所在地成都武侯区一方面完善政策体系，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对接企业需求、突出精准滴灌，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和落实兑现，差异化制定7类20余项产业扶持政策，初步构建起产业全面覆盖、企业精准匹配的专业化政策体系，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另一方面营造亲商氛围，秉持“企业至上、细致周到”的服务理念，积极推行“点对点”服务、零距离沟通，努力当好企业的“贴心管家”，切实为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关怀。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成都武侯区立即组织重点企业积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也以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深入学习中，华日通讯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家频谱安全、社会频谱秩序稳定的使命。

　　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企业自身不断努力奋进下，华日通讯的发展定将迈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我们一定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采访整理）

　　在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的中车铁投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安装智轨电车。庄歌尔摄/光明图片

　　【短评】

　　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报告明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们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调研中，众多企业负责人的话里透着他们抓住机遇、踔厉奋发的决心和信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为企业点赞的同时，也须明确，要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还要为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几年，一些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对此，国家出台诸多纾困解难政策助其爬坡过坎。

　　好政策还须落实好。以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为例，税务部门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截至11月10日，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7万亿元。3.7万亿元背后，是千千万万因获得现金流重获元气生机的企业。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不断夯实发展根基，中国经济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07版）

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